文革后期，县里抽调我去苦庙(村)驻村“抓革命促生产”。头一天刚下过一场雨，脚下泥泞难行，快到中午才好不容易赶到村里。“苦庙”，原本叫古庙，因为穷，故都叫它“苦庙”了。其实，改叫“苦庙”也真名不虚传，光秃秃的村貌，低矮的土屋，脏兮兮的村街，人们衣衫褴褛，面孔憔悴，竟无一点生气。
    我请村头的一位大嫂领我去找村支书——袁向福。刚到门口，一个灰头土脸的孩子迎过来说，他爸感冒了，在炕上歪着哩。向福听见动静，也出来迎我进屋。那屋内破桌子、旧板凳，墙黑乎乎的，分明是做饭也在这屋。一番谈话，方知他妻子去世两年了，临终前成天数落他说“将来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喝牛奶吃面包”，可实际上连影子也没见着。“我不急吗?我心亏着昵。我早起五更打钟催着上坡，晚上干到见月亮，重活累活我抢着干，别人一天挣七八个工分，我挣到十个，还要我怎么干?这支书我早就提出不干了，可群众不依。哎，真难啊”。向福诉了一肚子的冤。晌午，向福非留我在他家吃饭，并悄悄跟他小儿子说到邻家去借面。一见此景，我连忙制止。那顿午餐吃的是棒子窝头、萝卜咸菜。后来，相处久了，他喊我老李，我叫他老袁。有一次，他与我商量决定，抽出几个社员贩卖蔬菜，挣了一笔钱，谁知竟遭到批判，说那是“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从那，俺俩再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     弹指一挥间，转眼到了改革开放。金秋时节，我随县里一位领导去那乡镇(早改为镇了)处理一件事情，趁中午休息时间，去“苦庙”探望驻村故地。自行车在平坦的公路上“唰唰”地前行，路两旁一片片红瓦房透过茂密的树林，忽隐忽现，尽显一派锦绣美景。我琢磨早该到了，却没找到“苦庙”在哪里。停下车问路边嬉戏的小孩，才知道走过了头。说来也巧，一进村又遇上了当年领我去找村支书的那位大嫂，只是比以前发福了，她一眼认出了我，“你是李同志吧，该不是又来俺这里驻村吧?”“不，不，不，想这里，来看看”。大嫂热情洋溢，心直口快，想一口气把这些年的变化告诉我，说镇上在他们村旁修了柏油路，实行了家庭联户承包责任制，大种了棉花，上了蔬菜大棚，办起了农产品加工厂，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新瓦房，去年一年全村娶进了五个媳妇……要不是我说要见见老袁，她还要说下去。她朝北指指说，看朝南的那新大门就是。我径直走进新四合院，只见南屋项上安着太阳能，半边院子地上晒着一些金黄的玉米棒子。此时，屋里走出一位50多岁的妇女，热情的问我是哪里来的客人。她看我不像是生人，就自报身份说她是向福的老伴。不一会，老袁回来了，高兴的又是沏茶又是拿烟。我说： “大变样了，你功劳真不小啊!”“说啥哩，要不是改革开放，要不是党的富民政策，我十个袁向福也白搭!”我问他儿子红卫的情况，他告诉我，小俩口嫌在家挣钱少，外出打工去了。当我说起给我指路的那位大嫂时，“她呀，全村首富，我劝她老头起个小楼吧，他说钱是足够，就怕住楼不习惯，养个兔子、种个花草啥的不如平房便宜……”。他还想带我围村子转转，我一看表，来不及了，镇上还有事等着我呢。连说“下次吧，下次吧!”他一直送我到村头，看我上车子才回的家。
    这年的春节前，头一天老袁打来电话，约我去他家写春联。第二天，他儿子红卫真的开车来了，一见面，嗬，西装革履，小老板似的。半小时的车程，不一会就到了他家。院子和屋里都挤满、坐满了人，大红纸、笔、墨、砚都已备好。我说“还是让向福出词吧”，看来他早就胸有成竹，张口就说“人和政善千家暖，国强民富万户春"，大伙拍手叫好。他指指旁边的人说“你们来!”，高中毕业的高德才思考片刻说：“岁通盛世家家富，人遇年华个个欢"，又是一片掌声。这时二蛋抢着说给俺写一副“人人向上人人喜，步步登高步步新"。在一旁抽烟的二大爷也说话了，咱也来一幅，“五福百福全家福，千春万春满堂春”……。近两个小时，红春联摆满了一地。趁凉干的工夫，德才拿来三张宣纸，让我给他留下墨宝，我给他分别写下了“温故知新”、“春华秋实”、“农村新貌”三幅字。
    中午就餐，一桌丰盛的宴席前，老袁又提起了当年让我啃窝头、吃萝卜咸菜的事，在场的人都说“那是啥年月，咱现在不是翻身了嘛”!饭后，老袁又领我到他儿子屋里看了看，洗衣机、电冰箱、大彩电、大沙发全都是新的。大衣柜里，丝绸被、羽绒服、羊绒衫、牛仔裤、黑呢裙，装的满满的。临别时，他郑重的表示，他要遵照科学发展观，跟上形势，抓住机遇，非把“苦庙”村的“苦”字改过来不可。掌灯时分，村里大喇叭响起了《春天的故事》，这首歌我最爱听“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……春雷唤起了长城内外……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……”那歌声仿佛永远响在我耳边。